尽管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立足点却始终如一，即旨在促进宪法作为法规范的解释、实施和适用，基于这一立场的宪法审查可以称为法律性宪法审查，即审查制度的定位是为宪法的教义性适用提供一种制度框架。

[16]显然，这种主张与卢梭的一元主权理论并不相容。从相关的各种规定可以看出，第四共和国的宪法理事会制度的立法目的显然不是对于违宪行为（尤其是其中的议会立法行为）进行纠正，而只是对处于核心的议会制度进行了维护与补充，甚至可以说它只是议会宪政体制的一个点缀。

[16]付子堂：《美国、法国和中国宪法监督模式之比较》，载《法学》2000年第5期，第15页。而今天我发现这是错误的。他一方面批判博丹的主权观念，另一方面也对18世纪以来的、以卢梭民主论为代表的人权概念进行了解构。蒂博多（Thibaudeau）就曾尖锐地指出：这一可怕的权力将在这个国家成为一切，并实现对于各种公权力的掌控，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控制的王牌来更好地进行奴役。这在客观上又形成了一定的总统权与议会立法权的分立。

对于宪法委员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各方观点也存在着许多争论。国家元首应超越一切政党，由一个包括议会在内的更为广泛的选举团进行选举，……国家元首有权超越政党或者通过政府会议进行裁决，或在出现重大分歧时直接交由公民投票选举。……为了国家的未来和民主，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以维护法律的信誉，政府的团结，行政管理的有效，国家的尊严与威望。

这一方面显示了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凸显其为独立的权力机构。[6]完整论述见：Emmanuel Todd, 2015, Qui est Charlie? Sociologie dune crise religieuse, Paris, Scuil,p. 75.该段话引自托德就该书接受的采访，原文载于法国《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 2015年4月30日刊。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宪法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多元化也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这次改革之后，宪法委员会制度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平稳期，其间相关违宪审查判例逐渐增多，其运作也逐渐规范化、独立化。

公共舆论基本被有左翼倾向的城市中产阶级占据。[45]法国学界甚至提出了将宪法委员会改名为宪法法院、将审查程序彻底司法化等激进呼声。

[17]Francois Luchaire,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Tome I-Organisation et attributions，Economica,1997, p. 1．参考李晓兵的译文，见前注[10]，李晓兵文。在本文中，为了尊重中文学术界现有的表述习惯，特将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翻译为宪法委员会，而将第四共和时期的le Comite constitutionnel翻译为宪法理事会。1968年，双方的矛盾终于擦枪走火，学生为了反对戴高乐的父权主义政治而走上街头。摘要:  与英美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法国宪政体制的演进一直以螺旋式发展为特点。

戴高乐的下台标志着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其后的继任者顺势进行了一系列偏向公民权利的宪政改革，[44]宪法委员会的改革就是其代表。护法元老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度化违宪审查形式。在此背景下，对于合宪性的审查如果是由司法机构或者第二立法机构来实行，其正当性都会遭到质疑。（三）第四共和的初步尝试 第三共和时期的宪政讨论没能继续深入下去，也没能实质性地影响宪政变革，世界大战就到来了。

首先，当议会颁布的法律和政府的条例发生冲突时，宪法委员会可以主动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其次，公民主体或社会组织也获得了间接的提请违宪审查的权利。

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独特所在—它既不同于对宪法公民权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和保护的制度（比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不同于政治性的维稳制度设计，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制度形式。他分析了法国的政治文化和当时的困难和目标：长期的动荡不安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危机重重，也使高卢人由来已久的好分裂，喜争斗的倾向愈演愈烈。

戴高乐要藉由这一机制把宪政问题的解释权、审查权从议会手中逐渐转移至总统的权力范围，实现强人治理下的威权平衡。这些地区曾经反对法国大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势力都一直很强大。他们在心灵深处最看重的，毋宁说还是某种专制权威，尽管这种权威可能呈现着另一种形态。[13]Francois Furet, La Revolution francaise，en collaboration avec Denis Richet, 2 volumes, 1965. [14]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39页。（二）第三共和的宪政反思 法国第三共和（1870-1940）的建立是共和派与保皇派两种政治主张竞逐与妥协的结果。宪法委员会由任命制委员和法定委员组成。

但是作为卢梭主义的不同声音，早在大革命高潮时期，革命领袖西耶斯（Sieyes）就曾经明确提出了对法律的合宪性（constitutionnalite）进行司法审查的主张。这次修宪使得议会中的少数派政党也可以利用违宪审查这一手段对政府进行监督，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议会的权力。

其次，理事会成员在履行审查职能的时候，首先是要尽量协调议会两院的立场，如果两院立场一致则审查不再进行。1791年宪法第3篇第1条也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移的。

卢梭主张，法律只能来自社会的一般意志，即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5]但与此同时，近代法国最重要的两位公法学家—奥里乌（Maurice Hauriou）与狄骥（Leon Duguit）—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尽相同的看法。

1968年5月30日，他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从任何其他渊源试图创立普遍可行的规则都代表了对大众主权的一种篡夺，并且不可能产生法律。转引自前注[10]，李晓兵文。[27]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在他看来由法国的法院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这一点并不存在任何的法律障碍。

[3]Jean Gicquel ＆ Jean-Eric Gicquel, 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Montchrestien, Paris,2003，pp. 395-398. [4][法]皮埃尔·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高振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页。在制宪会议中，代表左翼势力人民阵线的三党（共产党、社会党、人民党）占据了绝大多数。

所有受到委代的主权皆可被控制。[24]Adhemar Esmein, Elements de Drort Constitutionnel Francais et Corn pare，Sirey, Paris, 1906，pp. 503-923. [25]Raymond Carre de Malberg, 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e generale，Sirey, Paris, 1934, p. 132. [26]M. Hauriou, Preci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Sirey, Paris, 1929，p. 266. [27]Ibid.，at 269. [28]Ibid.，at 281. [29]Leon Duguit, Trad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tome III, E. de Boccard, 1930，p. 724. [30]何勤华主编：《法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页。

从以上这些制度设计都可以看出，第五共和国的宪法委员会制度的设立目的与此前的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这种由威权型的领导人主持构建的、兼顾公民权利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在实践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一种是雅各宾主义，或者说中央集权传统，具体表现就是长期以来，法国以其公共权力在集体生活中的显要地位而著称于世。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与融合在法国宪政发展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4]另外一种是反雅各宾主义的，即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他把它称为公民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进人第三共和以后，这种动荡模式才逐渐结束，社会由对抗转为妥协，此后没再发生大规模的革命，法国人才开始逐步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

罗桑瓦龙认为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都是法国的主流政治观，它们处于链条的两端，并且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相互蔑视，以至于描绘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国。随着大革命的高潮逐渐褪去，一些宪政反思也逐渐出现，其中代表性人物当属托克维尔。

他认为违宪审查权可以由普通法院以行使司法权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后，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启动实施。总的来说，我们把第一个阶段概括为民主与法治相互排斥的阶段。

此次修宪规定，除先前的总统、总理及两院议长以外，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者60名参议员也可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某项法律的合宪性问题。[23]在当时，虽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依然是议会主权（la souverainete parlementaire）的一元民主制，但是经过百年革命历程的洗礼，社会的革命激情逐渐沉淀，理性的政治反思也越来越多。